毛主义哲学

>> ☞ 领袖间的内部矛盾及处理（一） 毛主席说，我一生写过三篇歌颂斯大林的文章，头两篇都是祝寿的。第一篇是在延安，1939年斯大林60寿辰时写的。第二篇是在莫斯科，1949年他70大寿时的祝词。第三篇是在苏联《真理报》发表的，在斯大林去世之后写的，是悼念文章。 这三篇文章老实说我都不愿意写。从感情上来说我不愿意写，但从理智上来说又不能不写，而且不能不那样写。我这个人向来不愿意人家向我祝寿，也不愿意给别人祝寿。但是，第一篇是祝斯大林60大寿的，我抛开了个人感情，把斯大林当作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来写。如果讲个人感情，我想起第一次王明“左”倾路线和第二次王明右倾路线都是斯大林制定和支持的，想起来就有气，但我还是以大局为重。因为那时欧战已经爆发，苏联因同希特勒德国签订互不侵犯协定而受到西方舆论责难，很需要我们支持。因此那篇文章写得比较有生气。其他两篇也不是出于心愿，而是出于需要。国民党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向我们发动内战，斯大林不赞成我们自卫反击。我们建立新中国时，斯大林还怀疑我们是不是第二个铁托，对我们不那么信任。 但是，1949年底，我到莫斯科向他祝寿，不歌颂他还能骂他吗？我写了祝寿文章，他还是对我们很冷淡。后来我生气了，大发了一顿脾气，他才同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他去世以后，苏联需要我们支持，我们也需要苏联支持，于是就写了一篇歌功颂德的悼念文章。这不单是对斯大林个人，而是对苏联党和人民的问题，所以，从理智上讲还是那样写了。我们现在要写的这篇文章，还是要肯定斯大林的主要的正确方面，但要批评他次要的错误方面。对苏联也要肯定它的正确，也要批评它的错误。 #斯大林

>> ☞ 领袖间的内部矛盾及处理（一） 毛主席说，我一生写过三篇歌颂斯大林的文章，头两篇都是祝寿的。第一篇是在延安，1939年斯大林60寿辰时写的。第二篇是在莫斯科，1949年他70大寿时的祝词。第三篇是在苏联《真理报》发表的，在斯大林去世之后写的，是悼念文章。 这三篇文章老实说我都不愿意写。从感情上来说我不愿意写，但从理智上来说又不能不写，而且不能不那样写。我这个人向来不愿意人家向我祝寿，也不愿意给别人祝寿。但是，第一篇是祝斯大林60大寿的，我抛开了个人感情，把斯大林当作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来写。如果讲个人感情，我想起第一次王明“左”倾路线和第二次王明右倾路线都是斯大林制定和支持的，想起来就有气，但我还是以大局为重。因为那时欧战已经爆发，苏联因同希特勒德国签订互不侵犯协定而受到西方舆论责难，很需要我们支持。因此那篇文章写得比较有生气。其他两篇也不是出于心愿，而是出于需要。国民党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向我们发动内战，斯大林不赞成我们自卫反击。我们建立新中国时，斯大林还怀疑我们是不是第二个铁托，对我们不那么信任。 但是，1949年底，我到莫斯科向他祝寿，不歌颂他还能骂他吗？我写了祝寿文章，他还是对我们很冷淡。后来我生气了，大发了一顿脾气，他才同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他去世以后，苏联需要我们支持，我们也需要苏联支持，于是就写了一篇歌功颂德的悼念文章。这不单是对斯大林个人，而是对苏联党和人民的问题，所以，从理智上讲还是那样写了。我们现在要写的这篇文章，还是要肯定斯大林的主要的正确方面，但要批评他次要的错误方面。对苏联也要肯定它的正确，也要批评它的 错误。 #斯大林

>> ☞ 工人的先进性 无产阶级的先进性是什么？在所有的阶级里，只要是认同私有制的阶级就不可能是进步的阶级，只有无产阶级是不会怀念私有制的一个阶级，所有其他阶级都会捍卫私有制。 当然资产阶级会故意混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美国的工人有房子有汽车，资产阶级就说共产党要把你的房子车子“共产”了，就像“共产共妻”一样混淆视听，不区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共产主义不会让大家都分享你的裤衩，你的鞋，生活资料当然是自己的。 进步与否的标准，不在于道德，而是取决于对私有制是什么态度，绝大多数工人对私有制是没有任何留恋的。 文革时期大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去，毛主席说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多知青就看不出贫下中农有什么值得学习的。但是每个看不出贫下中农有什么值得学习的人，后来基本都逃脱劳动人民的身份，去“争当人上人”了，他们最终用自己的实践证明了自己不如贫下中农。贫下中农对剥削制度是本能地反抗的，当然他们有严重的小农思想，有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双重性，改开后看不清资产阶级对他们的诱惑，最终走到农民工的道路上去了。但是即便是这样子，他们也比那些脱离工农群众的高高在上的知识分子强多了，因为他们知道粮食从哪来的。 对工人的评价，太多人是从道德来衡量，比如工人下了班酗酒、嫖娼，这是从道德上去看。我们要看对消灭私有制这个问题，他们是什么态度，这是一个真正的试金石，其他都是表面现象、是暂时的。因为在阶级压迫消灭以前，工人群众还得生存，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形态毕竟还是资产阶级的，所以它在工人中的影响当然还是挺大的。但是当工人阶级认识到推翻私有制是有可能的，绝大多数会毫不犹豫。 #上山下乡 #进厂做工

>> ☞ 毛主席和斯诺谈文革 这个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我很不赞成。 一个是讲假话，口里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下面又踢人家一脚，然后把脚收回来。人家说，你为什么踢我啊？他又说，我没有踢啊，你看，我的脚不是在这里吗？讲假话。后头就发展到打仗了，开始用长矛，后头用步枪、迫击炮。所以那个时候外国人讲中国大乱，不是假的，是真的，武斗。 第二条我很不高兴的，就是捉了俘虏虐待。 红军、人民解收军不是这样的，他们优待俘虏。不打，不骂，不搜腰包，发路费回家，不枪毙，军官都不枪毙，将军那样大的军官都没有枪毙嘛。解除武装了嘛，不论是士兵还是军官，是大军官还是小军官，解除了武装嘛，你为什么还要虐待啊？我们历来就立了这个规矩的。所以许多的兵士在我们的感化下，一个星期就过来了，一个星期就参加我们的队伍打仗了。 我几十年搞调查研究的经验。当个知识分子，跟工人、农民谈话很不容易。谁跟你谈啊？他们怕你调查他的秘密。跟工人、农民交朋友很不容易。你们这些人跟知识分子、小官僚、小资产阶级交朋友比较容易，跟工人、农民交朋友不容易。不信，你试试看嘛。如果你有决心，你就试试看嘛！ #文革

>> ☞ 工人“镇压”学生，毛主席是“黑手” 1968年夏季，文化大革命在政治上全面夺权的任务基本完成，北京几所大学的派仗武斗却战火不断。为了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在毛主席的亲自指示下，北京数万名工人组成了“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始进驻首都各大专院校；然而进驻遇到阻力。7月27日上午，当数千名工人组成的“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收缴武器、拆除工事、制止武斗时，在清华大学遭到了顽强的武装抵抗。特别是在清华东校，蒯大富领导的“井冈山兵团”用长矛枪支和手榴弹袭击了工宣队，死五人，伤数百人，他们在高音喇叭里呼喊的口号是：“打倒镇压学生运动的黑后台！”、“镇压学生运动绝无好下场！” 毛泽东：蒯大富要抓黑手，这么多工人“镇压”、“压迫”红卫兵，黑手是什么？现在抓不出来。黑手就是我嘛！他又不来，抓我就好，来抓我嘛！本来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中央警卫团是我派去的。我说大学武斗怎么解决？你们去做工作看看，结果去了三万人。 毛泽东：有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于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于陕西，在我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性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造反，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毛泽东：在布告上写清楚，给学生讲清楚，如果学生坚持不改，就抓起来，这是轻的。重的实行围剿。 毛泽东：年青人听不得批评，他的性格有点像我年青的时候。孩子们就是主观主义强，厉害得很，只能批评别人。 毛泽东：蒯大富，你真蠢啊，我们搭梯子让你下来，你不下来。你们这样和中央的政策对抗，黄作珍讲话不听，谢富治讲话不听，市委开会不算数，中央才出来，伸出“黑手”，调动革命，制止武斗。宣传多大，敲锣打鼓，你们又不理，你们脱离群众，脱离工农兵，脱离绝大部分学生，甚至脱离自己领导下的部分群众，你领导下的学生，说你坏话的不少。 毛泽东（走了又返回来对中央领导们说）：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又反过来整蒯大富，所以又回来了。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 #学生 #工人 #红卫兵 #工宣队 #武斗 #派性

>> ☞ 毛主席谈大学 毛泽东：这个哲学有什么学头呢？这个哲学是能够在大学里学出来的吗？又没有做过工人、农民，就去哲学，那个哲学叫什么哲学？ 林彪：越学越窄，是“窄学”。 毛泽东：如果学文学呢？就不要搞文学史，但要学写小说，每周给我写一篇稿，写不出来就到工厂去当学徒，当学徒就写当学徒的过程。现在学文学的，写不出小说。 周恩来：还有高玉宝，都进了大学，后来头脑就僵化了。 毛泽东：我跟你们讲讲马恩列斯，除了马克思、列宁读完了大学，其他人都没有读完。列宁读法律读了一年，恩格斯只上了一年半，中学还没有读完，父亲叫他到工厂当会计。后来工厂搬到英国，在工厂里接触了工人。恩格斯的自然科学怎么学的？他是在伦敦图书馆里学的，在那里呆了八年，根本没有进过大学。斯大林没有进过大学，教会中学毕业的。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比江青还差。江青是高小毕业，读了六年，高尔基只读了两年。 叶群：江青同志自学很刻苦。 毛泽东：你不要吹她。学问才不是靠学校里学来的。从前我在学校里是不守规矩的，只是以不开除为原则的。考试嘛，五、六十分以上，八十分以下，七十分为准。好几门学科我是不搞的，要搞有时没办法，有的考试我交白卷，考几何我就画一个鸡蛋，这不是几何吗？因为是一笔，交卷最快。 林彪：我读中学读了四年，没毕业就走了，自动退学，没有中学文凭，就去当小学教员，喜欢自学。 毛泽东：现在办的军事学校害死人，黄埔军校你们知道多长？三个月、六个月！ 林彪：第一、二、三期只有三个月，第四期起加长了。 毛泽东：就是训练一下，改变一下观点。至于有什么学问，不那么多，实际学习一些军事教练。 林彪：有一点，学了就忘了。学几个礼拜的东西到军队几天就一目了然，百闻不如一见。 毛泽东：我就没有上过什么军事学校，我就没有读过什么兵法。人家说我打仗靠“三国演义”、“孙子兵法”，我说，“孙子兵法”我没看过，“三国演义”是看过的。 #教育

>> ☞ 官僚特权的产生 现代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往往不允许官僚如此享受特权。在那里，资本是主人，为资本服务的政府官僚只不过是个雇员罢了，一般不会享有什么特权的，更不会允许这些官员变自己的职位为资本，与资本的真正的主人讨价还价。巴黎公社时期所反对的和毛泽东时代所存在的官僚特权还带有很多的封建色彩。 因此把官僚特权仅仅看成是资产阶级法权的一部分，不加区分，不利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分析，甚至可以说是故意混淆两类不同的法权：一种在是社会主义时期是不得不保护的，只能逐步消灭的，一种是完全可以取缔的。混淆在一起其实是保护了后者，就像文革初期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那样看似革命的口号打击了一大片保护了一小撮，因而实质上是反动的。 无论宣传如何讲，一方面，1954-1956年中国工资改革后的体制是待遇随着职务变动的，造就了“升官发财”的即成事实。因此才有社会上绝大多数的各种投机性人物都会想方设法钻进执政党里来的现象。另一方面，从1957年反右开始到文革前所有被打倒、下放或降级的干部不光丢掉了个人的政治地位，他们一家大小的经济地位也一同丢失，造就了“罢官丢财”的即成事实。这两者的“权衡利弊”可以说是“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现象的经济根源，因为后者有被罢官丢财的危险。解放前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坚持真理的，和这种现象大不相同。 官僚特权产生的原因除了封建残余、理论上的缺陷和中国当初有照搬苏联体制的倾向以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一旦群众监督缺位，官僚特权就成了上级制约下级，尤其是中央控制全国各级庞大官僚体系的一个极其有效的手段。被罢官，必痛苦，否则，不服从指挥的下级在没有其它威慑手段下很难掌控，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就得不到保证。这或许是斯大林时代苏联官僚特权迅速膨胀的一个根源。 #官僚特权 #资产阶级法权

>> ☞ 官僚特权的定义 虽然官僚特权也可以看成是和按投资、按风险、按责任分配一样的资产阶级法权的一部分，但是区分官僚特权和其他资产阶级法权，如按劳分配，还是意义深远的，重要的。 在原本经济落后的国家里产生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官僚特权表现在党政干部在衣食住行、医疗卫生和子女教育等方面所享受的特权上。这些官僚特权与其它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不可避免的如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体差别，以及按技术等级、论资排辈和按劳分配等等的资产阶级法权是不一样的，有着本质的区别。 那些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仅仅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和把技术、资历和生活待遇挂钩了的法权思想。它反映了无产阶级政党面对着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形态在人民群众中还占有着绝对优势的情况下，面对着数量可观的小生产的存在，为了团结大多数所作出的一种让步（就像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一种退却和让步一样），因此它是马克思所说的不可避免的。 官僚特权却不同。它把党政干部的领导地位和个人的生活待遇挂了钩。它混淆了工作需要和生活需要的差别，也就是它混淆了在物质缺乏的情况下，按工作的需要而配置给各级领导的诸如住房、交通、通讯、警卫、医护等等的差别和个人家庭生活需要的物质条件上按领导地位和等级给予的诸如工资和待遇上的差别。后者的差别，既按照领导地位的高低而获取的生活待遇的优劣反映的不是一种让步。它反映了执政党内一部分人的世界观实质上还带有着很大的资产阶级性。 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法权，按职分配是官僚特权。资产阶级法权是建立在等价交换基础上的：干的越多挣得越多。相比之下，官僚特权是建立在对生产资料的控制上：“责任越大”挣得越多。它是一种把官僚机构本有的上下级关系变为法权的等级制，把人民委托一些专职人员去组织和管理生产和社会的职责转变为个人获取物资分配上法权的资本。 #官僚特权 #资产阶级法权

>> ☞ 关于“九大”和整党问题 整党不可能在九大以前统统整好，九大以后，根据新的党纲、党章，继续重新整党、建党。 过去，一是听话（做驯服工具），二是生产好，有这两个条件就可以入党。听话要看听什么话，做驯服工具不行。一个支部书记说了就算，什么事情都不同大家研究，不商量，不向大家征求意见。支部作决议是要征求党员意见的，一次不够，再征求，要让党员讲意见，征求一次不够再征求。但是过去有很多地方不是这样，是个死党，一塘死水。 有些党员官大了，架子就大了，不讲民主，不跟下级商量，遇事不先征求人家意见，自己说一通，喜欢训人。陈老总就喜欢拿自己多少年的经验包括反对我的经验，去训人。 组织纪律性还要有，但我们讲的是自觉的纪律。盲目服从，做驯服工具不行。 组织纪律性要有条件，第一，这个纪律是自觉的，第二，是联系群众的，第三，是在正确的政治路线领导之下的。做陈独秀、瞿秋白的驯服工具就是不行。八七会议我们反陈独秀时，就没有做陈独秀的驯服工具。 组织纪律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无条件不行。列宁在《左派幼稚病》里就讲了三个前提。如果你是革命的，政治路线正确，人家自然就会服从。 #驯服工具 #组织纪律

>> ☞ 官僚特权是滋生走资派的温床 我认为官僚特权是政治投机和走资派产生的经济机制或根源。要铲除滋生走资派的经济根源就必须把官僚特权和资产阶级法权严格地区分开来，造就一个政治与经济地位脱钩的分配体制，防止基于官僚特权所形成的一个官僚利益集团。 资产阶级对官僚的限制也是出于这一目的，防止政府官僚形成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来同资本所有者就资本的控制权讨价还价。无产阶级就更要防止自己委托的各级管理机构的代理人成为一个独特的利益集团。 毛主席后来不提“官僚主义者阶级”是有原因的。官僚主义者不一定是一个阶级关系。在阶级和国家消亡前，任何阶级掌握政权都要有个官僚机构。官僚是个职能，不一定是个单独的阶级或阶层。犯官僚主义错误的人也不一定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毛主席承认他自己有时也会犯官僚主义的错误。 所以问题的根本不在于是否有官僚体系，问题的根本是这一体系是否形成一个利益集团。因此，那些称呼“干部阶级”或“官僚阶级”本身是不准确的。官僚主义者和走资派是全然不同的概念。走资派是社会主义时期党内的资产阶级，是个利益集团。毛主席后来把党内的资产阶级定义为“走资派”是个更为科学的定义，因为我们要看的是他们是否是一个利益集团。 #官僚主义 #官僚特权

>> ☞ 防备走资派的两条根本措施 对于为何第一轮的社会主义国家未能捍卫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权利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很多人往往会列举大量的客观因素，如帝国主义的强大、生产力的落后、农民小生产者在数量上的优势，等等。 如果我们不拿客观条件做借口的话，近代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未能保障工人阶级掌权的历史经验，突出地证明走资派的成长壮大是无产阶级专政走向反面的主要危险。因此，我们要研究的是滋生走资派的经济根源和促成其成长壮大的政治环境。我认为，这里就是我们要对马列主义的建党理论在社会主义时期进行补充的地方。 我们要尽量避免作未来社会的设计师，也不要犯知识分子自以为是的高傲。我们要像毛主席学习。毛主席不是一个闭门思考的发明家，大字报和红卫兵都不是他发明的；他所擅长的是总结群众运动的经验。我们要的也是像毛主席那样总结过去，尤其是文革的经验，提炼出成功的措施和总结出失败的决策。一方面，我们应该研究如何铲除走资派产生的经济根源，防备官僚利益集团的形成；另一方面，我们应该研究对执政党如何有效进行监督的形式，以便用群众的力量来完成监督执政党的任务和揭露党内的走资派。 #走资派 #官僚特权 #群众监督

>> ☞ 文革的实践 要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我们就必须向毛主席学习。就像毛主席头一次打长沙失败后，完全可以分析具体的战术细节有哪些可改正的地方，但是毛主席的总结不在这些细节上，他看到了敌我力量对比的悬殊，很快便改变了武装斗争的战略方向，放弃了进攻大城市的计划，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同样的，对文革的总结我们不应局限于期间的一些具体问题上，而是要像毛主席那样，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尤其是无产阶级政党内部斗争的客观规律。 我们要先认识客观规律才能利用它来改造世界。在没有把官僚特权和资产阶级法权严格区分开来之前，在没有一个从理论上对社会主义阶段党的领导与群众监督这一矛盾的明确认识之前，在未从制度上保障人民群众如何监督之前，其它问题都是小问题。 现在看来，文革中出现的很多问题都可以归结为革命派在文革多年前对走资派的无知。虽然毛主席是最早认识到走资派的问题，提出了“走资派”的概念，但是到像他那样的革命者认识到走资派的危险性时已经太晚了。文革因此犯了两个不可避免的“错误”。文革中的第一个“错误”是由于党内官僚资本集团的存在，它不得不以“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形式来进行，否则群众就发动不起来。但是它的结果造就了权力的真空。由于派性的原因，很多地方形成了无政府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简单地推行巴黎公社的普选制是没有意义的，只会加深派仗的力度。文革中的第二个“错误”是在革委会成立和党组织恢复以后取消那些自发的半独立的群众组织。这在当时可能是不得已的，防止全面内战的一个措施，但同时它也剥夺了人民群众对当权者进行有效监督的权力，为走资派上台埋了伏笔。 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仅仅靠少数几个人具有正确的认识是不够的，无产阶级政党内的大多数，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必须同时认可才行。这就需要广大党员、干部、工人和其它劳动人民在自己与走资派的斗争中认识走资派的本性。他们没有这一实践就不容易有这一认识。文革是工人阶级掌权后与走资派首次进行的全面的较量。这期间有的人认识得非常快，多数人认识得比较慢；它的失败，从未能阻止走资派上台来看，就像小孩子刚学走路要摔跤一样可以说是命中注定的，可也是无产阶级最后胜利不可缺少的一步。 #规律 #文革

>> ☞ 列宁之后毛主席的历史使命 毛主席对走资派的认识是在与走资派的斗争中形成和完善的。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他就敏锐地意识到，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及时地提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然后用他剩余的近20年的时间去探索这一问题的答案。到他在1962年左右认识到走资派的危险性时，走资派已经相当巩固了，文革是他不得不浴血奋战，舍命一搏的产物。 捍卫官僚特权、抵制群众监督，主张用资本主义的逻辑来建设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专政下走资派的一些最根本的特征。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一定要区分自觉和不自觉的走资派，也就是区分犯了走资派错误的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文革的一个“成果”就是把一些原本不一定自觉的走资派变成了坚定的走资派。 由于经验的匮乏和理论上的欠缺，党内干部的大多数不同程度上都犯了走资派的错误。但是犯走资派错误的不光是在中国有大量的干部，尤其严重是在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斯大林本人就是一个不自觉地犯了严重走资派错误的人。由于他不相信群众，喜欢包办代替，结果控制和管理庞大的干部体系就只有依靠官僚特权。因此这种特权就在他当政期间严重地膨胀起来，成全了自觉走资派的上台。 如何避免无产阶级的政党走向自己的反面，是毛主席在文革中通过观察和引导群众运动，挖掘其客观规律试图来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由于他忙于处理文革中出现的各种错综复杂的斗争，以及自身的高龄，他没有能够来得及做一个系统的总结，这一任务就落在后代人的肩上。 #群众监督 #官僚特权 #不自觉走资派 #斯大林

>> ☞ 传统建党理论的历史局限 传统的列宁主义理论强调的是党的领导，认为党的集中统一的领导是革命成功的基本条件。这是因为，所有的工人群众组织在无产阶级还未掌权的情况下，必须在其政党的集中统一的领导下才有可能战胜资本的势力获取政权。这一理论的正确性被十月革命、中国革命和其它国家革命的胜利所验证了。 同样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由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形态仍然将长期在工人阶级中占据统治地位等因素，如果没有一批献身于维护本阶级长远和总体利益的群体，也就是自己的政党，其政权很快就会被推翻。面对着个人利益和全体利益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冲突，无产阶级的政党是维护本阶级的全局利益的组织。 但是，列宁的建党理论主要的是在与资产阶级政权的斗争中形成的，而不是在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进行的斗争中形成的。掌权后无产阶级政党的地位由革命党变为执政党，在这种情况下，原先只强调群众路线，没有强调群众监督的建党理论就显得有些先天不足。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党在掌权后几乎先后都变质了，都走到了自己的反面，成为压迫工人阶级的党国一体的官僚资产阶级政党，进一步暴露了原有理论的缺陷。 在这一历史现实下，像“四个坚持”那样只强调党的领导，否定群众的监督，从而导致这一领导很有可能会变成镇压工人阶级的法西斯的专制。毛主席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就曾有过这样的预见。 走资派的出现是对传统建党理论的严重挑战。为什么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党在掌权后都先后变质？根本原因是党内走资派的成长、壮大直至夺权。 #建党 #先锋队

>> ☞ 折衷主义问题 折衷主义用二元论来代替、冒充、偷换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两点论即一分二）。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在认识事物、分析矛盾的时候，都看到它的两个方面。例如在总结的时候，既肯定成绩，又看到缺点；既总结成功的经验，又总结失败的教训。但是马克思主义者认识事物的两个方面，并不是把它们看作都一样，各占一半，半斤八两，而是严格地把它们分为主要的方面和次要的方面，分为重点和一般，主流和支流。 马克思主义所以坚持重点论，因为事物的性质是由事物的主要方面规定的。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混淆起来，就认不清事物的本质，就不能判断是非，就不能进行工作。折衷主义用二元论代替、冒充、偷换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就是把两点论中的重点论偷偷地抽去了。他们把事物的两方面，矛盾的两方面平列起来，等同起来，不分第一和第二，不分主要和次要，不分主流和支流，结果就掩盖了事物真相，模糊了事物的本质，使人在工作中分不清是非界限，把人们引到错误的路上。 如有人说：“我既不是单纯业务观点，也不是单纯的政治观点，在我那个单位既突出政治，也突出业务，只有业务和政治都突出，这才是全面观点。光强调突出政治或者突出业务都是片面的。”他这种讲法，初听起来，好像满有道理，考虑得很全面，既照顾了政治，又照顾了业务。但仔细想一想，这是彻头彻尾的折衷主义。这不过是以全面的面目出现，它卖的完完全全是折衷主义的货色，所以很容易模糊群众，很容易蒙蔽群众。 #重点论 #第一和第二 #主要和次要

>> ☞ 斯大林问题（二） 早在20年代末期和整个30年代，随后又在40年代的初期和中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在抵制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影响，并且逐步克服了“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终于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 但是，由于斯大林的一些错误主张，是被某些中国同志所接受和实行的，中国人自己应当负责，所以我们党进行的反对“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从来只限于批评我们自己的犯了错误的那些同志，而没有把责任推到斯大林身上。 我们进行批评的目的，是为了分清是非，接受教训，推进革命事业。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只要改了就好了。如果他们不改，也可以等待他们在实践经验中逐步觉悟过来，只要他们不组织秘密集团，暗中进行破坏活动。我们采取的方法是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正常方法，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因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我们认为，这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敌我矛盾，所以应当采取这样的方法来处理。 斯大林做错了事，是能够做自我批评的。例如，他对中国革命曾经出过一些错误的主意，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后，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对于清党工作中的一些错误，斯大林在一九三九年联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也是承认了的。 #斯大林 #王明 #毛泽东

>> ☞ 斯大林问题（一） 中国共产党历来认为，斯大林是有过一些错误的。这些错误，有思想认识的根源，也有社会历史的根源。如果站在正确的立场，采取正确的方法，批判斯大林确实犯过的错误，而不是凭空加给他的所谓错误，是必要的。 斯大林的思想方法，在一些问题上，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陷入了形式主义和主观主义，因而有时脱离了实际情况，脱离了群众。他在党内和党外的斗争中，有的时候，有的问题上，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处理这两类矛盾的不同方法。他领导的肃清反革命的工作，正确地惩办了很多必须惩办的反革命分子，但是也错判了一些好人，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曾经造成过肃反扩大化的错误。 对于斯大林的只占第二位的一些错误方面，应当作为历史教训，使苏联共产党人和各国共产党人引以为戒，不再重犯，或者少犯一些，这也是有益的。正、反两面的历史经验，只要是总结得正确，合乎历史实际，而不加以任何歪曲，对于一切共产党人，都是有益的。 倍倍尔、卢森堡等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远不能和斯大林相比。斯大林是一个历史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的领导人，对他的评价，应当更加慎重些。 #斯大林

>> ☞ 1949-1956:是否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斗争（二） 一个意义更深远的事件，即1955-1956年的干部工资改革和军衔制的确立。它反映了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形态对无产阶级先锋队更为严重的侵蚀。它把由延安时期延续的干部待遇供给制更改为具有“升官发财、罢官丢财”特征的等级森严的工资制，违背了巴黎公社的一项基本原则，为走资派的破壳而出和成长壮大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有了“升官发财、罢官丢财”的等级制度，就有了与官位挂钩的官僚特权，乌纱帽便有价值，利益集团随即形成。因为党内对待政治错误和路线错误，一般都是检讨一番“治病救人”即可，但是如果顶撞和触犯了领导，不服从上级的指挥，就有被罢官的危险，全家人的生路就会遇到灾难。因此，“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成为此刻的民主革命派，即而后走资派的处世哲学。 工资改革和军衔制的危害不在于它否定了不可持续的供给制，也不在于它没有废除社会主义时期不可避免的级别差异。其根本危害在于它没有把个人的政治与经济地位隔离开来。这种“升官发财、罢官丢财”的机制是按“职”、按“权”分配而不是按劳分配，对以后党内斗争的腐蚀性极其严重。1957年的整风转为反右，1958-1960年屡禁不止的“浮夸风”、“共产风”，以及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的下情不得上达，都与此密切相关。 所以，虽然1956年完成了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是此改造完成之日反而提供了一些党内民主革命派转变为走资派的物质条件。遗憾的是，当时党内绝大多数的干部对此毫无察觉。虽然毛泽东多次表示对早期供给制的留恋和对军衔制的不满（表现在拒不接受大元帅的军衔上），但是作为民主集中制下的少数派，他一时也找不到其他的办法，只好很无奈地等待着实践的探索。 #党史

>> ☞ 1949-1956:是否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斗争（一） 随着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此时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由一个革命党转变为一个执政党，拥有了财政大权。但是这个先锋队的成员不都是完全的革命派。有的参加革命是为了改变社会，有的是为了改朝换代。虽然后者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他们在建国后便更在意自己的地位。因而党内民主革命派之间必不可免的权力斗争通过高岗事件爆发出来。 高岗代表了党内一大批“红区党”对“白区党”的蔑视，看不起没有打过仗的以“动嘴皮子”起家的刘少奇，对刘少奇犯的各种错误不饶不让，到处搞宗派，主张“打江山”者要“坐江山”，结果斗不过刘少奇，只好以自杀告终，成为1959年庐山会议那次彭德怀和刘少奇之间派系斗争的前兆。 #党史

>> ☞ 民主集中制问题（六） 我们提倡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里不怕，敢于讲意见。对于犯了错误的人，对于那些不让人讲话的人，要采取善意帮助的态度。不要有这样的空气：似乎犯不得错误，一犯错误就不得了，一犯错误，从此不得翻身。一个人犯了错误，只要他真心愿意改正，只要他确实有了自我批评，我们就要表示欢迎。头一、二次自我批评，我们不要要求过高，检讨得还不彻底，不彻底也可以，让他再想一想，善意地帮助他。人是要有人帮助的。应当帮助那些犯错误的同志认识错误。如果人家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愿意改正错误，我们就要宽恕他，对他采取宽大政策。只要他的工作成绩还是主要的，能力也还行，就还可以让他在那里继续工作。 总之，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 #民主集中制 #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