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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年郑智化控诉深圳机场无障碍设施与配套服务的缺位,到近期兰州铁路局针对建议列车售卖卫生巾的女乘客发布失实声明,最终都指向同一个核心议题:公共空间,到底属于谁?
那些指责郑智化“夸大其词、浪费公共资源”的人,那些激烈反对铁路列车售卖卫生巾的男性,论调背后都藏着同一个心照不宣的预设:公共空间只属于“标准的人”,而这个所谓的“标准”,往往指向的是健全的顺性别异性恋成年男性。
于是,当不符合这套默认“标准”的人——女性、身心障碍者、老人与儿童、性少数群体等等——向公共空间提出合理诉求时,ta们的需求往往被污名化为“巨婴”,好像ta们切实存在的困难诉求,甚至不应该被作为公共议题讨论。郑智化事件的评论区里,对我来说最刺眼的一条留言是:“我们凭什么要让残疾人享受特权!”;而对铁路列车售卖卫生巾大为破防的男性最常挂在嘴边的谬论是:“今天敢要求卖卫生巾,明天是不是就要避孕套,后天是不是还要在高铁上设产房?”
这些看似荒诞的反对声,背后藏着同一句没说出口的潜台词:公共空间只属于“标准的人”,他们手握定义“谁有资格进入公共空间”的权力,而“非标准者”就该被排斥在公共空间之外。在他们看来,“非标准者”要求公共空间容纳多元的需求就是对自己固有权力的直接侵夺,这种被“夺走”什么的错觉,大约才是他们愤怒的根源。这也能解释,为什么那些专为“非标准者”设立的公共空间,总容易遭遇骚扰与恶意破坏,因为连“标准者不可入内”的边界本身,在他们眼里都成了一种不可容忍的冒犯。
世界是所有人的世界,公共空间存在的意义就在于能容纳不同的声音、承托不一样的人生。文明不是用单一的标尺筛选谁有资格站在阳光下,而是让每一个人都能毫无负担、有尊严地行走在公共空间里,都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一句:这个世界,也有我的一份。 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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